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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驾马车

我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地方,那里的分分秒秒永远不再飞逝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【引用】苏轼与海瑞的相遇  

2017-04-13 14:25:03|  分类: 美文转载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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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与海瑞的相遇

一、海瑞的精神流放

 

刚到海口,屁股还没有坐稳,就披着亚热带这燥热的风步行寻访海瑞墓。从丘海大道藤草间看到“海瑞路”,竟是一条偏狭的小道。大门外一箭之地,是热闹的大桥,海瑞公园安静地缩在一角,似乎不愿去分享这些热闹。或者,是习惯了被遗忘。

海瑞生活于明朝中叶,其时四海祥盛,但社会积弊已深。在四十五岁之前,他一直待在小小的南平县,当一个不入流的教谕。若不是突然的一纸调令,他可能一辈子都在这海岛读圣贤书,教圣贤书,奉养老母,以终天年。海瑞大概没有料到,这次升迁,开始了他后半生的精神流放。

海南,自古以来都是贬官的流放之地。但海瑞的精神流放,走的是一条相反的轨迹,不是从中原流放到海南这荒凉瘴疠之地,而是流放到一个比圣贤书复杂一千倍的,庞大的明朝官僚体系和政治纠葛之中。

海瑞由举人出身升淳安知县,进而任户部主事、南直隶巡抚、户部尚书,看似皇恩浩荡,实则是充当了几个政治派别斗争的棋子。只可惜这“棋子”太不安分,走到哪里都要惹是生非,就连一代名臣张居正都对他殊无好感。从政二十余年,在他身上发生了大量的纠纷与奇闻:

他既被人尊重,也被人遗弃。他见上官不跪,被戏称“海笔架”;

他当县令期间只吃过二斤猪肉,被当朝人传为笑谈;

他拘捕总督之子;他上书痛骂嘉靖皇帝,嘉靖死后却哭得几次昏厥;

他彻查救命恩人、首辅徐阶兼并土地的案件。

他对人对己都近乎苛刻,让人避而远之。这些故事,通过不同的记录,让今人看到一个够简单也够复杂的海瑞。这也让他在今天的不同传记里有了不同的面目:

一个刚直不阿的人,一个有怪癖的清官,一个古董,一个反抗者,一个无益于社稷的、沽名钓誉的官员,一个有牺牲精神的圣人……

说什么也好,历史上毕竟有了这么一个人,敢于在皇权专制,贪腐横行的封建大酱缸里狠狠搅了一把。

说海瑞目光短浅?是他第一个直骂皇帝,指出自明朝以来中央集权流弊的根源。

说他不懂改革、志大才疏?他是反对土地兼并最有力者。

但他毕竟还是不懂,他不懂官场,不懂委曲求全,因而处处受人牵掣。

或者说,这些海瑞都懂,从一开始踏上这片大陆,他就知道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他或许只是一个“鲁迅”,他要做的,就是呐喊、揭露、警醒,给那些被麻木的神经狠狠一针。扎醒他们!让这表面平静的湖水露出里面的腐臭。整个大明的统治已经结成一个脓包,他想让脓疮流出血来,然后好痊愈。

于是,他踏步南北,义无反顾,即使这是一场长达二十年的精神流放。既然不能涅槃,点一把火,温暖一下天地也好。



 

说到这里,想起电视剧《大明王朝》里嘉靖皇帝的一段话:“长江水清,黄河水浊。清、浊皆可哺育苍生万民,然清浊亦皆可泛滥。”嘉靖看似超然且洞悉了御宇之道,任由清者自清,浊者自浊,清浊制衡,然后万民得利。但一心修道的他显然弄错了一件事,靠道家的超脱,并不能“治大国如烹小鲜”,否则,把张三丰请来岂非万事大吉?

整个嘉靖年间,相权旁落,作为政府首脑的皇帝一旦不作为,就是整个官僚体系的瘫痪,然后逐利者自然祸害朝政。海瑞在给嘉靖的上书中所说的“夫君道不正,臣职不明。”正是直指此弊。嘉靖的一席话,不过是不负责任的辩解之辞。他说“清亦可泛滥”,大概是指责当时泛滥的“清流”,但这些“清流”实际上都是些“谈客”,只说不做。言行合一的海瑞,在他们眼中,恐怕还远远不够格。

纵观中国说得过去的朝代,都能容得下几个敢于直谏的诤臣。而且,这些人越是靠近核心,政治越是清明。李世民有魏征为“鉴”,终成一代明君。

以嘉靖的聪慧,当然明白海瑞是“国之利器”,但他毕竟不是明君,不敢直面海瑞的指责。不敢直面海瑞的,在以后的几百年间,始终不乏其人。因为海瑞太清,有他作比,人人都不自在。于是,海瑞的面目就越来越模糊,倒是在民间,留下诸多传说,在传说中的海瑞,又近乎神。

在离开海南踏上渡船的那一刻,海瑞曾怎样想过?他是否会预料到,自己终将迷失在历史深处?

海瑞墓文革间早被毁,后来重修,留下唯一的原物仅一墓碑,远在这天涯海角。 



 

 

二、万里东坡乡

 

在海南,有两处历史名人遗迹,是从心底绕不开的。一个是海口的海瑞墓,一个是儋州的东坡书院。

如果说海瑞由一介书生进入中原的政治漩涡,是在精神上流放了自己,那么苏东坡由政治中心流放海南,却是完成了精神上的回归。

苏轼一生屡次被贬。黄州、惠州、儋州,每一次政治上受到打击,他都能在精神上找到突破,诉诸诗文,留下千古名篇。其实不独苏轼,整个古代文学,很大一部分是贬官文学,这是中国古代“士子政治”独有的现象。读书人做官,难免政治上失意,失意了就在笔头上发发牢骚。这些牢骚,或者悲怆如屈原,或者沉郁如杜甫,或者萧瑟如白居易,洋洋洒洒,把中国古典文学妆点得莽莽苍苍,诗文江山,亦大可一观。

不同的是,苏轼的失意,竟总是那样痛且畅快,有铁板铜琶在,便好。

为官,他不汲汲于富贵,也不自异于草民;

为政,他不吝于表达真知,也不耿耿于异己。

于是,尽管他一贬再贬,一迁再迁,总能超然物外,每到一处都能安然自得。

在黄州,他夜游赤壁,“相与枕籍乎舟中,不知东方之既白”。

在惠州,他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,甚至准备“长作岭南人”。



 

被贬海南时,苏轼已经62岁,“孤老无托,瘴厉交攻,子孙恸哭于江边,已为死别,魑魅逢迎于海上”,其情状是十分凄惨的,但他毕竟洒脱,在途中等待弟弟苏辙的时候,就吟出了“他年谁作舆地志,海南万里真吾乡”两句诗,作好了长久之计;甚至自比箕子,准备在这“要荒”有所作为。

苏轼在海南,完成了生命的第二次放射。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”,这绝非自嘲之辞。一个东坡书院,改写了海南的文化史,也影响了海南的风土人情。居琼期间,苏轼写了近300篇诗文,风物鸟兽、居食习俗都有涉猎。他闲不下来,也有那么几分天真淘气,自制椰子冠、松墨,酿制“天门冬酒”、“真一酒”,和幼子苏过以山芋制作“色香味宜奇绝”的玉米羹,享用之余,在诗文中再玩弄玩弄。老有此境,也不失为一乐。

后世或称苏轼是消极的士大夫,看他做的事情,看他满脸酒红的憨态,实在是不像。

苏轼是一个真正懂得生活情趣的人,相比屈原杜甫,他的家国之痛不甚深切,但生命本身反倒鲜活起来。

历史上很少有像苏轼这样的人,磊落、健康、洒脱、本真、智慧,热爱生命。目之所见,耳之所闻,痛也罢,愁也好,对他都成了一种难得的体验。他也不谦虚,统统笑纳,自娱,也娱人。

我常常想,这个大胡子为什么始终对生命充满激情?或许是他深深了解生之短暂和宇宙真义,故而总能痛快地活在当下?

他不纯是官,也不纯是文人。他好美食,有时说说梦话;各种杂艺,能鼓捣的,总要鼓捣鼓捣。一个多么可爱的人呀,所以他的朋友总少不了。除了舞文弄墨的朋友,还有引车卖浆之流。

“步城西,入僧舍,历小巷,民夷杂揉,屠酤纷然,归舍已三鼓矣。舍中掩关熟寝,已再鼾矣。放杖而笑,孰为得失?”这是苏轼在海南度过的某个夜晚,好像才刚刚发生过。

行程紧促,又身不由己,在海南匆匆一游,竟未踏足东坡书院。但几日以来,每到酒肆杂巷,总觉身后有“笃笃”的杖声。

几次回头间,都仿佛看到一个老翁,白须萧散,戴个乌角巾,持一角椰酒,又在发什么少年狂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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